在經歷6小時的煎熬后，23歲的于歡拿起水果刀，刺向糾纏許久的催債者。(中國青年報，3月27日)

近日，山東聊城“辱母殺人案”持續(xù)占據各大網站的顯眼位置。當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結果出臺以后，輿論更是一片嘩然，眾網友紛紛表示難以接受。一時間，關于聊城中院量刑是否過重的問題立即成為了輿論熱議的焦點。

一個普通的案件，因為有了“黑社會”“高利貸”以及“侮辱女性”等敏感性質而成為了一個關注度極高的案子。當絕大多數人對于法院判決結果都不能接受時，并不是我們對法律失去信心、對法律不尊重，相反，正是因為我們對法治還有信心，還有希望才愿意表達不滿與質疑，就像網友們說的那樣，對真相的關切，是因為對法治的希望還沒有破滅。

筆者認為，即使我們拋開應有的“人倫”“情理”來講，聊城中院的一審判決也不能讓社會滿意。首先，構成故意傷害罪的主觀要件是“故意傷害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”，在判決書的第4、5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2頁以及追債人張博、杜建剛等人的證詞都證實，于歡母子確實被限制了人身自由，并且母子二人都受到了人格侮辱，同時鑒于杜志浩確實存在脫褲子、辱罵、限制蘇銀霞母子二人情節(jié)，種種非人的待遇是導致于歡殺人的重要間接原因，要說于歡“故意傷害”確實說不過去，“過失殺人”似乎更為準確;其次，“過失殺人”適用空間相對較為彈性。其中最適合本案的原則在于“疏忽大意的過失致人死亡”，由于母親和自己都受到了言行上的侮辱，并且追債人當著自己的面對自己的生母采取了如此惡劣、卑鄙的侮辱手段，再加之后來雙方的“沖突”，誰又能夠保持清醒、保持理智呢?誰又能夠不疏忽大意呢?最后，也是眾多網友紛紛秉持的觀念，法律應該保護弱者，維護社會公平公正，追債的11人均有一個共同的性質——“黑社會”“高利貸”，相對于蘇銀霞母子來講，這樣的性質無疑是處于“強勢地位”，無疑也是法律所不允許、所不保護的，也應該是法律所打擊、懲治的對象。如此判決結果，豈不是助長了他們繼續(xù)違法的囂張氣焰嗎?

誠然，縱使死者的杜志浩生前有千般不對，于歡也沒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權利。于歡作為一個成年人，必須為自己所犯下的錯誤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，但是作為一個兒子，我們能因為他保護自己的母親而責怪他嗎?畢竟，我們都有一個母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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